水，成了“流动资产”。
在海南，随着一纸纸水权交易合同的签订，原本静止在水库和污水处理池里的水，开始跨市县、跨行业，流向农田、工厂和园区等地。
截至目前，海南已累计完成35宗用水权交易，交易水量超5415万立方米。这些数字不仅是海南与全国水权改革浪潮的同频共振，更是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打破市县、行业壁垒的一场探索。透过这35宗交易，我们不妨算一算这笔“水生意”背后的三笔账。
政府算“平衡账”：
如何花小钱“解近渴”？
对于地方政府而言，水资源管理有时会面临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的尴尬：一边是发展所需水量增加，一边是用水指标“红线”高悬。
东方市曾面临这样的窘境。“随着农业灌溉、生活用水、工业用水需求量增大，特别是热带特色高效农业、临港产业园区及湘琼合作产业园的快速发展，东方市的用水需求急剧攀升。以2024年为例，当年前三季度，全市用水总量已达3.67亿立方米，年度用水总量指标紧张。”东方市水务局副局长钟智强提到。一旦超过年度用水指标，全市的农业灌溉、生活以及工业将面临“无水可用”状况。
而在乐东黎族自治县，情况却截然不同。同年前三季度，乐东实际用水量仅1.04亿立方米，总量指标有大量富余。
一个“渴”，一个“余”。在传统的行政调配模式下，这种跨市县的资源错配往往难以迅速解决。但在省水务厅的指导下，一场跨市县的“解渴”生意迅速提上日程。
2024年12月，东方市以5万元的价格，购买了乐东1000万立方米的区域用水权。这笔交易开创了海南省跨市县区域用水权交易的先例。一年后，东方市再次“回头”向乐东买水，交易量增至4000万立方米。
这笔账，政府算的是“平衡”。但“平衡”背后，是一次市县用水思维的变化——从“向上要指标”转向“向市场要空间”。区域用水权交易的本质，是将行政管控下的“定额”转化为可流动的“资产”，让水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供需自洽。省水务厅水资源与节水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认为，这验证了区域用水权在省内的可交易性。当水权能够跨越行政边界流动，水资源配置就从单一的行政调剂，增加了市场调剂的新通道。
然而，交易不能止于“救急”，要让“解近渴”变为“长流水”，还需加快建立市县间用水权交易的常态化协商机制，明确交易规则、定价参考等，更好推动形成“谁节水谁受益”的良性态势。
企业算“成本账”：
废水如何变“金水”？
如果说跨市县交易解决的是“增量”问题，那么再生水交易则是在挖掘“存量”的价值。对于企业来说，这笔账算的是“性价比”与“新收益”。
“通过交易，我们的用水需求得到解决，卖方也盘活了再生水水量，这对交易双方都是好事。”2023年10月，儋州美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1元/立方米的价格，购买了0.9万立方米的再生水用于城市清洁，该公司总经理孙阳算了一笔账：使用再生水不仅节约了宝贵的自来水资源，更直接降低了用水成本，是实实在在的“双赢”。
而在陵水黎族自治县，这笔账算得更精。陵水水务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将原本达标排放的“废水”，以0.6元/立方米的价格卖出去，连续完成3单交易，共计30万立方米。“以前达标排放的水，现在卖出了实实在在的价钱。”该公司总经理沈哲峰说。
通过交易，买方降低了成本，卖方盘活了资产。这不仅是两笔生意的成交，更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印证。
采访中，上述受访企业有关负责人提到，当前再生水交易仍面临管网不配套、水质标准不一等堵点问题。对此，来自水权交易行业的从业人员认为，推动工业园区、市政绿化、生态补水等领域强制设定再生水最低使用比例，以刚性需求拉动供给活力。
生态算“长远账”：
如何促进水资源从“闲置”向“增值”流动？
0.005元与1元，两个价格并存于同一市场，是海南水权交易市场不同场景的呈现，也是生态价值转化的不同路径。
跨市县交易的原水，其成本主要在于行政管理指标的划转，水本身作为自然资源，其资源成本被压缩，体现的是资源的“基础价值”。而再生水不同，它是经过劳动和技术赋能的“工业产品”，其定价反映的是加工成本和环境价值，体现的是资源的“再生价值”。
中国水权交易所高级业务主管张艳平评价道：“海南作为岛屿型省份，通过市场化方式将再生水进行转让，在使用再生水替代新鲜水的同时，提高了利用率，为进一步优化配置非常规水资源提供了有益借鉴。”
放眼全国，从宁夏回族自治区、内蒙古自治区的“水银行”试点，到四川与宁夏的跨省区交易破冰，水权交易正从“零星探索”迈向“制度化、规模化”。海南作为独立地理单元的热带岛屿，其水资源系统相对封闭，供需矛盾更为集中。
目前，海南已完成35宗交易，虽然样本量尚小，但交易的闸门已经打开。“水权交易是新生事物，如何让更多人知晓、提升交易活力以及如何界定合理的价格范围等，都值得继续探索，还需要更多实践的验证，以及通过制度固化下来。”张艳平坦言，她期待看到海南水权交易的更大突破。
